杨静|凡尔赛是如何建成的
《太阳王：凡尔赛宫的路易十四》，南希米特福德著，杨静/姜立译艾，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5月版，288页，70.00元
法国凡尔赛宫
凡尔赛宫建于17世纪60年代至18世纪初，耗时近半个世纪，是当时欧洲乃至世界上最大的建筑工程之一。在法国大革命彻底改变法国的政治和社会结构之前，这个地方是法国三代皇室的居住地。英国传记作家南希米德福德在其著作《太阳王：凡尔赛宫的路易十四》(杨静、姜立著艾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中认为，这座宏伟的建筑既是孙旺个人表演和自我塑造的时尚表演艺术，也是他为建立和巩固绝对专制而采取的重大政治行动。
1661年，在位多年的红衣主教马扎林因病去世。路易十四(1638-1715)开始“亲政”，他的堂兄英国国王查理二世也以他为榜样。查理二世复辟后，他被视为欧洲君主的典范，激励路易十四争强好胜。根据伏尔泰在《路易十四年代》年的判断，从他即位的那一天起，君主就决定“在国外受到尊重，在国内行使绝对统治”。换句话说，他想行使“绝对权力”，从来不想和任何人分享权力。在凡尔赛的舞台上，包括王迪和爱德华王子在内的所有人都是配角，只有太阳王在发光。从这个意义上说，凡尔赛不仅是路易十四实现远大抱负的途径和手段，也是他人生的目标和一部分，正如他不止一次宣称的那样：“凡尔赛就是我。”(一个半世纪后，福楼拜的名言“包法利夫人就是我”也有同样的命题。)
凡尔赛建造的直接动机据说是受到尼古拉芙凯的刺激。接替马扎林出任财政大臣的傅凯——高乃依在《悲剧《俄狄浦斯》(1659)的序言中称赞他“不仅监督财政，而且监督文学”。在沃克斯勒子爵的落成日，——显示了他的忠诚，恳求国王来访，但却招致了灾难。“富凯大肆炫耀，极其奢华，其宾客和建筑风格远在王者之上。”——它的建筑耗资1800万Riffle，当晚出席宴会的客人多达6000人，餐桌上摆满了金银餐具。与此同时，上演了莫里哀喜剧《讨厌鬼》(Les Facheux)和《依诺增爵八世鲁利》的芭蕾舞剧，以及盛大的烟火表演，令人叹为观止。然而，过了三个星期，这个有钱有势的人因腐败指控被捕入狱，他所有的财富都被没收了。
路易十四厌恶贵族已经很久了。1648年，德孔戴王子(1621-1686)领导的复叶王朝在巴黎高等法院贵族的支持下反叛，王室被迫逃亡。年轻的国王流离失所，受到惊吓，并留下了心理创伤。他发誓掌权后，一定会约束贵族豪强，为自己的死报仇。所以凡尔赛(远比福开府大)的修建，一方面说明没有人有资格和国王平起平坐(更不用说目无尊卑)，从而彰显了皇室的威严和荣耀；另一方面，它也被用作一个金色的鸟笼，起到囚禁贵族的作用：没有国王的允许，任何人都不能回到封地。
当然，路易十四在以举国之力建设凡尔赛宫时也考虑到了国际形势：放眼欧洲大陆，自大航海时代起就占据统治地位的西班牙帝国正在迅速衰落，德意两国仍处于小公国割据的状态，难以构成威胁；在巴尔干半岛，强大的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受到奥斯曼土耳其人的牵制，也充满了烦恼。只有隔海相望的英国才能与法国竞争。——年，在安排王迪与英国公主亨丽埃塔结婚后，原本具有法国血统的斯图亚特王朝国王查理斯和路易十四的关系更加密切。对于路易十四来说，是时候改变欧洲大陆的均势，让法国称霸一方了。熟读史书的国王深知，要征服欧洲列强，除了强大的军事力量外，文化艺术上的“软实力”也是必不可少的，——用麦考利勋爵的话来说，就是“迅速建立罗马这样的邻国对希腊的政治统治地位和希腊对罗马的文化统治地位”。凡尔赛恰恰可以成为这种统治力量的显著象征。
凡尔赛原本是一个小村庄，距离巴黎十几里，只有一条狭窄的小道到达首都。选择这样一个穷乡僻壤作为新首都，引起朝臣的强烈不满。根据历史学家的说法，路易十四故意选择了一个最有可能是“最糟糕的地方”来建造他宏伟的宫殿，旨在“证明他的意志比世界上的一切都强大”。然而，这种观点显然忽略了国王情感的一面：这里是父亲临时狩猎的地方。当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和他的父亲路易十三世在这里住过几次。或许是受父亲的影响，路易十四一直向往自然和乡村，厌倦了局促的巴黎(贵族势力盘根错节的地方)。因此，这个决定不仅包含了很高的情感价值，还借此机会向受试者宣告，王者不忘你的主动心智——最明显的例子是，
当设计师将原址拆建的规划图呈请御览时，路易十四立即严令整改：先王狩猎小屋不但不能被拆除，而且必须加以扩建，因为“我的心愿是留住父亲在我心中的回忆”。在国王的亲自指挥和领导下，凡尔赛宫项目盛大开工。最初几年，路易十四本人也经常居住在这里，每天与脚手架为伍，和石膏粉尘打交道。诸位大臣向国王看齐，自然也不敢玩忽怠慢。整个工程动用了三万余名工匠和六千余马匹，土石和花木则从全国范围内征集。为确保凡尔赛宫的建设顺利进行，路易十四下令，十数年内法国全境禁止其他新建工程使用建筑石料。凡尔赛宫项目于1661年破土动工，1689年主体工程竣工，1710年配套工程完成——五年之后，路易十四辞世。
在项目建设过程中，有三位艺术家居功至伟，他们分别是画家夏尔·勒布兰（Charles Le Brun），园林师安德烈·勒诺特尔（André Le Nôtre），以及总设计师路易·勒沃（Louis Le Vau）。勒布兰“在绘画、挂毯和雕塑艺术方面拥有精湛的工艺和高超的智慧”，他主要负责宫殿内外“墙壁的装饰，包括精致的神话人物壁画和雕像”。勒诺特尔是法国首屈一指的园林和景观设计师，他的一项艰巨任务是负责将全国各地的沃土佳木和奇珍异石运至凡尔赛宫，构建凡尔赛宫苑。勒沃是凡尔赛项目的策划者，也是具体执行者。他严格遵照路易十四的旨意，将先王的狩猎小屋扩展为宫殿主体，在两翼辅以“嵌套”（envelope）结构，并在宫院内外广植奇花名树，使得整个宫殿看起来像一座大花园。在这座大花园中，草坪、花圃和花坛修剪得整齐一律，宫墙内外雕塑林立，人行道两旁郁郁葱葱、灌木篱墙高耸入云，还有若干造价不菲的喷泉点缀其间。
相比于外部景观，凡尔赛宫的内饰无疑更令人赏心悦目。以镜厅（Galerie des Glaces）为例——这是勒沃继任者芒萨尔（Jules Hardouin-Mansart）的杰作——其天花、地板及落地窗皆饰有玻璃镜面，交相辉映，美轮美奂。门厅走廊装点工艺一流的法国挂毯，室内收藏文艺复兴以来欧洲名家画作，廊外花园中矗立“阿波罗战车”巨幅雕像——这是雕塑家图比（Jean-Baptiste Tuby）向凡尔赛宫落成仪式的“献礼工程”。国王对镜厅情有独钟，习惯于在此接见外国政要（包括热那亚总督、暹罗和波斯大使等），以此作为炫耀。毫无疑问，如果将凡尔赛宫比作王冠，镜厅便是王冠上最为耀眼的宝石。
当然，以上这一切营作，都离不开强有力的财政支持——时任财政大臣科尔贝（Jean-Baptiste Colbert）才是这一工程的幕后英雄。他不仅负责调拨项目资金，同时也参与具体方案设计。科尔贝是扳倒富凯的头号功臣，深得国王宠幸。路易十四欣赏他的才干，更欣赏他的忠心。自凡尔赛立项之日起，这位大臣便将其视为职业生涯头等大事。因为他深知，这一项跨世纪工程，不仅关乎他个人政治生命，更关乎法国前途命运。
对于国王的想法，没有人比科尔贝揣摩得更透彻。路易十四梦想修建一座精美绝伦的豪华宫殿，作为他统御群臣的绝佳场所（君臣朝夕同处共居，是他的一大政治发明），因此无论修建过程耗时多长、花费多大，也不会丝毫动摇他的决心——在国王规划的宏伟蓝图中，凡尔赛宫最终不仅会成为整个法国的政治中心，还将会成为整个欧洲的文化艺术中心和时尚之都，并在世界范围内产生深远影响。
作为法国王权绝对专制王权的象征，凡尔赛宫雄伟壮观，令人景仰，但正如米特福德所言，除了辉煌的一面，它其实也象征着法国贵族生活中的隐暗面。在本书后半部分，米特福德以犀利的笔触，将凡尔赛宫最光鲜照人同时也最不堪入目的一面毫无保留地展现在世人眼前。
以宫墙内外遍地开花的喷泉为例（喷头多达一千四百余个），其用水总量超过整个巴黎（而巴黎市民当时常因缺水而患病）——国王雅好观赏喷泉，所到之处必定泉眼四开；然而苦于流量不足，科尔贝只得命人预先埋伏在国王经行处，提前开闸放水。一俟国王离开，即刻关闭龙头，以节约用水。最终，在听取专家意见后，科尔贝下令建造一座由十四个巨型水轮和两百多个水泵组成的大型机械装置，如此一来，可以实现从塞纳河向王宫喷水池直接输水。这一“北水南调”工程花费惊人，也充分体现出科尔贝“以天下奉一人”的治国理念。
自1682年国王下令宫廷由卢浮宫正式迁至凡尔赛后，路易十四对贵族和朝臣的控制越来越严密，与此同时，王公大臣对他的依赖和敬畏也日甚一日。宫廷繁琐而刻板的礼仪时刻提醒来自内廷的朝臣和外省的领主：不可须臾忘却自己臣属的身份；宫廷每日的消闲娱乐（包括舞会、宴饮、赌场）令人沉醉不能自拔，无形当中也消解了贵族的意气；此外，宫廷又制定极为阔绰奢华的标准（细化到服饰车马以及仆人数量），而且这一标准不断节节攀升，令贵族应接不暇，以至于不得不靠举债维持体面。逃离凡尔赛是不可想象的，正如一位朝臣哀叹的，“世上最悲惨之事无过于远离宫廷”。
当然，对于甘心臣服之人，国王会大加赏赐（封地、爵位以及官职）——其数量之巨往往超乎想象。于是朝臣争先恐后以博取宠幸。昔日反叛之臣，一变而为入幕之宾，再也无心/无力挑战国王权威。对于当年以“清君侧”（铲除马扎林）旗号为叛军背书的巴黎高等法院，国王也毫不姑息。他诏令大幅削减高等法院的“谏诤权”，并严禁高等法院“非法”集会，妄议朝政。当后者凭借古老的政治传统强调国王与贵族“共治”时，为首的一名法官被投入监狱，另外若干人遭到流放。从此之后，原本锐意效仿英国上院，企图以“王在议会”对王权加以限制的巴黎高等法院噤若寒蝉，彻底沦为一件摆设。他们明白，国王通过遍及宫中府中的情报网，监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甚至拦截他们的信件。一旦发现某人以批判口吻议论朝纲，此人的政治生涯旋即宣告结束。巴士底狱可能是他最幸运的归宿——对付异见分子，国王所需不过一封空白“密札”(Lettre de cachet）而已。
随着年龄增长，疑心病加重，路易十四变得越发专制。他喜欢朝臣列队向他乞求封赏：对方越是窘迫失态，他越是暗自得意。某一次，一位追随他征战多年的老军官结结巴巴地恳求恩赐，最后实在无以为继，干脆说道：“陛下，我在您的敌人面前不会像这样哆嗦的。”——于是，“这个人毫不费力就得到他想要的东西”。照圣西蒙公爵在《回忆录》（Memoirs of Duc de Saint-Simon）中的看法，“路易十四的虚荣心永无止境且毫不克制”，简直到了“厚颜无耻”的地步。唯一一次例外，发生在法兰西学院。学院每年有奖论文题目首先需要呈报国王审定。其中有一年呈请国王审阅的题目是：“国王的所有美德中，哪一种更值得崇敬？”——据说看到这一课题，国王脸红了起来。
宫廷生活以高度程式化的风俗和礼仪为特征，旨在强调“太阳王”至高无上的中心地位，因此包括王后及历任“钦定情妇”——拉瓦利埃（Louise de la Vallière）、蒙特斯庞夫人（Madame de Montespan）和曼特农女侯爵（Marquise de Maintenon）等也只不过是国王的陪衬。像其他宫廷一样，凡尔赛的“宫斗”也异常惊心动魄。蒙特斯庞夫人为“固宠”向神通广大的蒙瓦森夫人（Mme Monvoisin）求援——后者通过调制春药和黑弥撒（Black Mass）助其圆梦，同时大发横财。许多时候，即便东窗事发，当事人往往也能逍遥法外。国王新宠丰唐热小姐 (Mademoiselle de Fontanges）离奇死亡，牵引出臭名昭著的王宫投毒案（L'Affaire des poisons）。一开始国王下令一查到底，后来担心牵连甚广，有损宫廷颜面，乃遽然下令巴黎警察总监终止调查，甚至私下颁发特许诏令，暗助主事者潜逃国外。从这一角度看，在太阳王神圣光环之下，外表光鲜的凡尔赛宫事实上无异于罪恶的渊薮。
根据米德福德在书中披露，在凡尔赛宫大功告成的那一年，巴黎的冬天糟糕透顶：天气严寒，作物歉收，面包价格上涨十倍甚至不止，数百万民众食不果腹。即便如此，路易十四出于王室尊严和个人虚荣，却一意孤行将法国拖入一场毁灭性的战争，即西班牙王位继承战。这位一向崇奉“武统”的君王，像十八世纪的腓特烈大帝一样堪称“战争机器”——在他七十余年统治期间，法国有五分之三以上时间与欧洲邻国处于敌对交战状态。
这位一手将法兰西带上辉煌顶点的太阳王，在他去世之时留下一笔二十六亿里弗尔的巨额债务（根据伏尔泰的换算，到《路易十四时代》发表的1750年代，其总额已高达四十五亿）。他的继承人路易十五始终无力摆脱这一沉重的历史包袱；到路易十六时代，变本加厉的财政危机最终引发了法国大革命——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认为路易十六统治时期是法国“旧君主制最繁荣”的时期，同时相信路易十六被斩首是为他的先祖“还债”，道理或正在于此。
法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皮埃尔·古贝尔（Pierre Goubert）在《路易十四和两千万法国人》（Louis XIV et vingt millions de Français）一书中对路易十四时代的总结最发人深省。该书揭示路易十四对权力的痴迷和对虚荣的渴望致使大量臣民陷入一种“原始的、无政府的悲惨状态”：《南特敕令》废除后，五十多万新教徒带着他们的技艺和对国王的仇恨逃离法国，成为天主教法国与德英荷等新教国家战争的导火索；毫无必要且毫无节制的连年征战使得法国经济衰退，人口也出现大幅度下降（从两千一百万降至不足一千九百万）；金碧辉煌的凡尔赛宫殿更是由法兰西的民脂民膏和累累白骨铺设而成。正如这位历史学家所言，凡尔赛宫，连同埃及的金字塔、希腊的万神殿以及东方帝国的皇家陵园——“背后全是骇人听闻的罪行！”
在《太阳王》最后一章，米特福德详细记述了路易十四及其继承人的一番长谈——这两位加在一起统治法国长达一百三十一年的君主最后一次严肃地注视着彼此——路易十四的原话是：“我的孩子，你将成为了不起的国王。不要像我一样沉迷于大兴土木和发动战争。相反，你要与你的邻居和平相处。记住你对上帝的责任与义务，使你的臣民都尊崇上帝。要善纳良言，努力让你的子民免遭痛苦，这是我没能做到的。”
“自此以后”，正如南希·米特福德在她关于路易十五时代的传记《蓬帕杜夫人》结尾处所言，“凡尔赛宫陷入了无边的沉寂。”
